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趙克志在文中表示，雄安新區要“實現多規合一”“一張藍圖幹到底”，同時，“研究建立土地收儲制度，不搞土地批租，不搞土地財政，嚴禁大規模搞房地產開發”。顯然，這與1994年分稅制實行以來土地財政為軸、規劃不斷“攤大餅”的城鎮化道路有極大不同。如果趙克志文中的思路得以實現，將形成對現行城鎮化模式的強力修正。
此前20餘年間，中國的土地城鎮化快於人的城鎮化，社會出現結構性撕裂。同時，由於優質資源向一二線城市集中，人口不斷湧入大城市，交通、環境、住房、用水等問題加劇，現行城鎮化模式不斷被人詬病，已難持續。如何以新型城鎮化道路破解傳統城鎮化模式的痼疾，業界爭論多年。盡管舊模式的弊端看得清清楚楚，但受制於路徑依賴和既得利益者的巨大阻力，新型城鎮化道路始終步履維艱。
雄安新區的橫空出世，有望為新型城鎮化理念的落地，提供全新、可操作的樣本。
此前的4月26日，雄安新區臨時黨委委員、籌備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牛景峰公開表示，雄安新區計劃面向全球招標，為30平方公裡啟動區的控制性詳規和城市設計開展競賽和方案征集。
5月中下旬，享有全球聲譽的“新加坡規劃之父”、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咨詢委員會主席劉太格在中國出差期間，兩度接受《財經》記者專訪，從規劃理念和新加坡成功實踐兩個維度，對雄安新區的“千年大計”做出闡釋。
在劉太格看來，摒棄舊思維、打破既有利益格局，是雄安新區能否成功的前提。同時，他建議從城市群思路出發、學習新加坡“星座城市”的成功經驗，“這將令雄安新區和‘京津冀一體化’融為一體”。他表示，世界級城市，需要世界級的規劃。
北京是個大胖子
《財經》：最近北京在清理“拆墻打洞”小商鋪，表面看來是建築修復、整治市容，深層用意是疏解非首都功能，降低中心城區人口密度。類似做法是否能起到控制人口的作用？是否與經濟規律，特別是城市發展規律相符？
劉太格：大城市就業機會多，公共資源更為優質，從世界經驗來看，人口還會不斷湧入，因此，行政控制人口無意義。
但是，一座城市好比一個人。一個人的心臟，能承受多沉的體重？北京已經是個大胖子，心臟不堪其負。從這個角度看，行政控制人口也有其理由。
五年前你在新加坡訪問我時，我對比瞭晚高峰時新加坡和北京的私傢車出行時速，前者是100公裡，後者是20公裡。那麼，後者的污染物排放量，起碼是前者的5倍。
交通擁堵、環境污染等大城市病的形成，與規劃不科學有直接關系。當國貿和金融街(000402,診股)隻有工作功能、回龍觀和天通苑隻有居住功能的時候，鐘擺式交通就不可避免，北京這個大胖子也就不堪其負。
《財經》：看起來，北京確實是不堪其負。但是，不少學者認為，人口向大城市聚集是必然規律，而且人口密度越高，越集約，效率越高，也就是說，北京還不夠密。
劉太格：北京和新加坡以及其他東亞都市一樣，經濟學的約束條件都是人多地少，強調密度是必然。從經濟和城市規律來講，資源越集聚，效率越高。但是，如果大胖子不堪其負，是否可以把一個大胖子，分解為若幹個中小塊頭的人？
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，這是每個中小塊頭的人能申請公司登記費用夠生存的前提。
國貿和金融街應該補足居住功能和以居住為軸的商業功能，回龍觀和天通苑應補足就業功能。
一個人如果超重，健康就會出問題；一座城市，人口三五百萬已是上限。
《財經》：目前官方公佈的北京常住人口是2173萬，實際可能更多。同時，每天因為醫療等優質資源而到北京的外地人，有數十萬之多。這些匯總到一起，如果按照你所說的“上限”，北京需要分解為六七個城市才能健康運轉？
劉太格：對北京這個大胖子，用行政控制人口的無效減肥方式，作用甚微。北京還是需要動外科手術，也就是說，拆分北京。
從最高領導人的思路來看，北京目前已經切分成瞭三部分：中央所在的老北京、通州的城市副中心和承接非首都功能的雄安新區。
新加坡的標準，是達到150萬人口就做拆分，這是中等個頭。每個150萬人口的片區，底下還有若幹個衛星鎮，它們是小個子。小個子的人口要保證有15萬-25萬，這樣才能支撐一個肌體的運轉。中個子和小個子加在一起，就是一個大傢族，就像星座一樣，新加坡現在有570萬人口，就形成瞭“星座城市”。
如果沒有五臟俱全的中個子和小個子，所有的車輛和人，就要都去中央商務區，但是，如果中個子和小個子自己運轉良好，居民出入半徑很小。所以，新加坡盡管密度很高，但是堵車卻並不嚴重，更沒有由此帶來的環境問題。
雄安應該五臟俱全
《財經》：如果五臟不全，或者某一座城市的公共資源過於強大，就會產生虹吸效應。三年前，“京津冀一體化”的目標被提出，內核就是“五臟俱全”，這樣能給北京減負嗎？
劉太格：你搞錯瞭一個概念：京津冀隻是表兄弟，但老北京、通州和雄安是親兄弟。我們這次談話的主題是雄安，就先談一個傢庭裡親兄弟之間如何協同發展。
巴黎、倫敦也是千萬級人口的大都市，但北京這個大傢庭規模更大。這樣一個大傢庭，有六七個孩子。剛才已經談到，這六七個孩子，首先要雨露均沾，每個孩子都要五臟俱全。
在這個基礎上，長子、次子以及其他的孩子當然會有分工，各有側重。比如，老北京就是長子，北京的老城有歷史底蘊，中央政府的功能及其配套功能集中於此。北京市政府功能及其配套，未來則在通州。央企規模龐大，分支可以搬到雄安，但總部應該還在老北京。這就好比銀行總部在紐約，但不影響把分行開到相鄰的波士頓和費城去。
《財經》：從世界經驗看，城市群建設過程中的教訓也不少。比如，東京城市群中，組團城市築波和多摩的反磁力作用並不明顯，相反，更多人口還是被吸到瞭東京。北京未來應該怎麼吸取類似的教訓？
劉太格：這也是我擔心的地方。築波和多摩，城市功能完整，也就是五臟俱全，尚且如此，何況五臟並不完整的通州和雄安。
我曾受邀到通州參與城市副中心的討論，問朋友，通州是否是一座有兩三百萬人口的、相對獨立的城市？隻有如此，才能把就業人口帶到通州，避免潮汐交通。但據我瞭解，這個想法不明確，甚至不存在。
雄安新區如果想成為一個反磁力中心，就不能隻是功能單一的非首都功能疏解，而是要完善五臟俱全在內的所有基礎設施。
《財經》：中國的城市很多是依托行政等級而生。在公共資源不足的情況下，會設立門檻，試圖把不夠等級的人攔在城市之外，如何才能改變這種現象？
劉太格：這取決於最高層的政治決心。事實上，如果每座大、中、小城市的功能完備，等級的界限就會模糊。道理很簡單，你有的綠地我也有，不存在進不去的問題瞭。
我註意到習近平主席的講話，他說“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重要前提”，這說明最高領導人已經下瞭政治決心。
欲速則不達
《財經》：近40年中國的城鎮化進程，在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，速度最快。但是，速度太快也放大瞭大城市病、分配不公等問題，從城市規劃的角度來看，如何避免重蹈覆轍？
劉太格：之前我跟你說過，規劃的眼光要穿透到百年之後，而雄安新區是“千年大計”，更要求規劃的科學性，這是需要時間的。
我為中國大陸超過申請公司費用40個城市做過概念性總規，知道其中的問題所在。比如，地方領導為瞭GDP，要求一個重大項目必須在年底之前開工。時間上的緊張，就會讓規劃的科學性大打折扣。
另外，在中國大陸大多數的城市，國土、交通、規劃、環境、建設、發改各部門各出規劃，部門利益本身存在矛盾，帶來管理和執行的低效。
縮短規劃周期，短期內GDP很好看，可一座城市、一個區域百年千年的質量就受到瞭負面影響。
河北省委書記趙克志提出，雄安新區要“一張藍圖幹到底”“多規合一”，起碼從概念上來說，抓住瞭問題的要害。
《財經》：今年初，習近平要求各級幹部在規劃建設雄安辦理公司登記新區時，要有歷史耐心和“功成不必在我”的境界，也正是體現瞭這一思路。
劉太格：對。我們通常談規劃三維，一般人沒註意到第四維，就是時間。
“星座城市”起步發展時，要五臟俱全，也就是保證大、中、小個子的基本功能。經過若幹年的成長，個體的特殊才華會顯露出來。紐約有紐約大學，波士頓有哈佛和麻省理工，各擅勝場。
雄安和通州的發展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不要從一開始就決定它發展什麼，你給它一個基礎就可以。
你是否註意到，我一直沒談“創新”。創新，是五臟六腑長成瞭以後的事。
倒退半個世紀，新加坡完全比不過越南的胡志明市和菲律賓的馬尼拉。我們不趕，反而快，所謂欲速則不達。
《財經》：河北省委書記趙克志提出，“研究建立土地收儲制度，不搞土地批租，不搞土地財政，嚴禁大規模搞房地產開發”。問題是，雄安的建設需要大量資金，停掉土地融資，錢從哪來？
劉太格：在解決大城市病方案不成熟的時候，暫停土地開發，是好事。當下，要先做大城市群的規劃方案，有完善的城市可持續發展藍圖。時機成熟的時候，招商引資，賣土地、搞開發、收企業所得稅，是水到渠成的事。企業、居民和政府同時發展、賺錢，何樂而不為？
如果一直不搞開發，一個後果，會是窮人集中於雄安。世界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經驗表明，不同收入階層的市民在一個片區混居，最有利於城市的可持續發展。
但我還有一個憂慮。現在雄安先拿30平方公裡的土地全球招標規劃方案。但是，老北京、通州、雄安需要整體的系統規劃，這是幾千平方公裡的規劃，拿30平方公裡先行先試無濟於事。這30平方公裡，就好比抹指甲油，對龐大身軀毫無影響。
由於雄安新區實質是北京的一部分，雄安新區的規劃建設就是一個難得的、可以部分解決北京大城市病的機會，這對世界級城市的打造有著基礎性的影響，我對雄安新區有著巨大期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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